□ 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

　　近期，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讲述了一个叫齐红的男子，为官员拆窃听器的一段经历。2011年间，他先后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、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，最密集时，一周内拆出四十多个。

　　大多找齐红排查的官员出于以下原因：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领导讲“暗语”、妻子跟踪等异常。这就是说，间谍设备来自妻子、情人、同僚及竞争对手。当然，这或许永远不能被证实，只能算作官员事后“例行”思索利害关系网络后的推断结果。不过，各类官员利益链里归纳出的“间谍群体”似乎更值得玩味。

　　国内官场窃听不同于其他性质的窃听。它既不是高度集权状况下，动用国家可及的方式和手段，监听民众一言一行，也不是类似水门事件这种多党政治斗争中暴露出的竞争丑闻。它发生在同一权力系统内部，甚至蔓延到权力者的家庭、情感生活中。

　　妻子给丈夫安装窃听设备，可以想象这种家庭的信任度为几何。而情人窃听，某种程度上与妻子的不信任呈现对应。另外，它也影影绰绰地展现了官场复杂的情色关系。不过，这还只是窃听的“外围”。

　　窃听能成风，恐怕更多源于政治利害冲突者间的相互刺探，作为权力的矛或者盾而存在。通过窃听，抓住竞争对手的把柄，关键时刻“放出一箭”，从而不失时机地获得晋升，退一步说，即使不主动出击，也有防止“冷箭”的作用。一些已经曝光的事件里，正副职官员相互揭发、谩骂、打斗乃至凶杀的情节并不鲜见。窃听手段的盛行，与官员选任不够透明的现实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更饶有意味的是，如果不涉及竞争对手，只是同僚间的互相刺探，官员们会表现出理解与如释重负。

　　无论窃听方为谁，可以确定的是普遍的不信任。即便除去与官员情感联系的妻子、情人，光是从同僚、竞争对手来看，官场内部生态已足以令人堪忧。不管抓把柄的心态是寻求安全感的自保，还是留作“秘密武器”伺机作为，互不相信甚至敌对的气氛是明显的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权力系统各类文本对团结一心的强调重申，不同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官员间的同舟共济，政治氛围上的井然有序，似乎又与窃听呈现的问题“格格不入”。事实上，类似的官场生态的矛盾性、“两面性”，在其他事例中亦有折射。

　　至于官员在窃听器面前的惊慌失措，窃听成为抓把柄的有效手段，是窃听的高超还是可以被抓的把柄太多？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复杂了。